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的红色标语宣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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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成立以来就非常注重宣传工作，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红军部队要完成三大任务，即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的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要求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和组织员。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把宣传工作称为“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和“主要任务”。
中央苏区时期，标语一直是党宣传的重要手段，也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巩固苏维埃政权，中央红军、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地方革命力量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在中央苏区的大街小巷书写了成千上万的红色标语，使中央苏区的宣传环境发生革命性变化，正如当时许多群众所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
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就精准地向乡苏维埃政府、工会和每个士兵发布了《宣传动员令》，要求每个宣传员都拿起笔来书写标语。此后，大量的红色标语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形式新颖多样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队伍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一方面开足自身脑筋，一方面汲取群众智慧，因地制宜推出灵活多样的宣传标语。
广大乡村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墙头标语”是当时最普遍最常见的标语宣传形式。除此之外，还有写在纸上交替传递的“纸标语”，写在木板上置于室内或巡回宣传的“木标语”，写在布上悬挂于通衢大道的“布标语”，刻在石头上不易被反动派消除的“石标语”。
书写严谨规范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虽然环境残酷，但是红色标语的书写却非常严谨规范，具体表现为组织上体系性强、内容上针对性强、书写技术上艺术性强。在组织体系上，改变了之前主要由红军宣传兵书写的状况，形成了“乡村由苏维埃领导写，城市由工会领导写，红军由士兵会领导写”的强领导、多主体、大范围模式。
在内容上，当时红色标语覆盖面非常广，包括宣传党的性质宗旨、开展土地革命、瓦解敌军、开展扩红和节省运动、保护工农权益等各个方面；可以说，红色标语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史的纲目。
在书写技术上，综合考虑了字体本身的工整性、书写位置的特殊性、书写环境的融合性等多方面因素。如1931年2月，江西省赤色总工会颁布了《宣传动员令》，其中对红色标语书写的技术规范提出明确要求：“要写正字，笔还一画，画还一画，不要草写；要看墙壁的长短，来布置标语，墙壁长，则写长的标语，墙壁短则写短的标语（或写小点），不要一个标语写两垛墙壁；墙壁上如有原来的标语，是从右边认起，从右边写去，是从左边认起，便从左边写去，若颠方向写去，则使看者不容易看清白；标语符号不可省略。”
表达生动形象
考虑到受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现实，这一时期的红色标语大量使用口语化、乡土化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
如“红军是穷苦工农的救星”“活捉蒋介石狗头”“红军是保护工农，白军是屠杀工农”“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打倒蒋介石的死走狗”“打倒蒋介石活捉鲁涤平”“国民党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昨日捉了张辉瓒，今天捉到谭道源”等等。这些标语通俗易懂，形象生动，使群众读起来朗朗上口，增强了亲切感和接受度，提升了宣传效果。
除此之外，漫画、歌谣、童谣等各种各样的标语在当时随处可见，一些图文并茂的“大标语”颇受群众喜爱。据朱家胜在《多才多艺的宣传家——怀念刘光明同志》一文中回忆：“他能写能画，每到一处就在墙上写大标语，他写的大标语不同于一般的标语，每个字也就是一幅画，是一种字画结合的艺术标语……这种字中有画，画又是字，字画一体的标语，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识字的人既看字又看画，不识字的人，看了画后，也能理解标语的意思，又能识字学文化，所以大家越看越爱看。”
风格独特的中央苏区红色标语在打破国民党军“围剿”，形成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铜墙铁壁”中发挥了“宣言书”“动员令”和对敌斗争“分化器”的作用。
宣传了主张
铺天盖地、形式灵活的红色标语广泛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使党和红军的光辉形象、性质宗旨、革命目标深入人心。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初，红色标语的宣传作用就已经十分突出。
时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描述：“苏府范围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解释。”
被誉为“红军书法家”的舒同从加入红军队伍开始，就发挥自己专长，书写了大量红色标语，大力宣传了党的主张。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为打开战争局面，毛泽东亲率红军直下漳州，攻克漳州后，舒同与毛泽东偶然相遇。
毛泽东握住舒同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舒同呀，你的字写得好啊！”舒同激动地对毛泽东说：“我参加革命后，书法与革命融为一体了，书法特长帮助我搞革命宣传活动。”
当时，无数红色标语宣传员像舒同一样，以标语为武器，把党的主张传到千家万户，把革命斗争不断推向高潮。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过程中，党总能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红色标语宣传新的政策主张。在第五次反“围剿”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军区政治部发布《目前中心标语口号》，明确提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工农踊跃加入红军”“彻底优待红军和红军家属”“实行春耕竞赛消灭耕田”“武装保护春耕”等与新的革命形势和紧迫的革命需要相关联的红色标语口号。
动员了群众
中央苏区时期，之所以民众斗争意识能快速觉醒，无数工农踊跃参加革命，红色标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第一次反“围剿”时，鲁涤平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负责“围剿”中央苏区，深为苏区群众痛恨，当时就出现了简明扼要的红色标语——“枪决反革命的鲁涤平”，痛斥了鲁涤平的罪恶，激发了全体苏区民众的斗志。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7月，红三军团由闽西回师赣南途经连城时书写了“国民党十大罪状”的标语，在当时当地产生巨大反响，使广大群众更为全面地认识到了国民党的丑恶嘴脸和凶恶本质。此后，“国民党十大罪状”与“共产党十大政纲”同时出现在中央苏区各个地方，广大群众在对比中深刻认识到国民党的“坏”与“恶”、共产党的“好”与“善”。
同时，红色标语还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如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为扩大红军队伍和推进查田运动，多地出现“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冲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努力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实行彻底查田运动，肃清豪绅地主的残余，防止富农反动”等指向明确的标语。
红色标语的强大动员力和巨大感召力直接促进了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队伍有3万多人，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猛增到7万多，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又增加到10万多。
瓦解了敌人
红色标语不仅对广大群众有直观的宣传和动员作用，也对国民党部队有明显的分化瓦解作用。
第一次反“围剿”之初，面临敌人的大举进攻，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于1930年11月10日发布的《宣传动员令》，开篇就写道：“我们这回一定要战胜他们，一定要消灭他们的主力，要缴得他们几万支枪械。我们拿什么武器呢？我们拿下面那十二个口号做武器，我们要坚决相信那十二个口号的力量，每一个抵得红军一军。”
这十二个标语之所以说具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就是因为它能起到瓦解敌军的作用，如“欢迎白军士兵下级军官长来当红军”“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军阀杀工农”“欢迎白军士兵打土豪分田地”“白军士兵暴动起来，杀尽压迫你们的官长”“优待白军俘虏兵”“医治白军俘虏兵”“红军中薪饷吃穿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等一个个响亮的标语深深刺激和震撼了国民党部队的普通士兵，使他们中的部分人深刻认识到“谁才能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以及“什么才是正确的革命方向”等根本性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国民党士兵“拖枪加入红军”的经典场景。
第二次反“围剿”过程中，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在俘虏的士兵中“做瓦解敌人军队的工作”，同时要求“在白军士兵经过的地方，必须利用传单标语鼓动他们，不打自己的兄弟。”
其实，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党一直都不遗余力地发挥红色标语对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使我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